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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五十年争辩，未走出最终的死地

　　半个世纪以来，北川曾先后历经三次搬迁动议，持续数十年的争吵与纠葛，却定址于最终灭顶之地。由于县领导更迭，搬迁与否历经反复。直到现在，北川究竟该重建于何地，仍然没有结论。

　　震后四月，北川仍然封城。

　　站在城外的“三道拐”上俯瞰，北川县城尽收眼底。曾经秀美的老城区，约有三分之一已是灰绿色的泥石堆。泥石之下，是武装部、县医院、法院、民政局、幼儿园、邮政局、文教局、图书馆……这里曾是县城最为繁华之处。
　　被称为“曲山”的县城所在地夹在东西两侧的大山之间，是进出北川的门户。山内各乡镇一般称为关内，山外则称为关外。以氵前江河为界，县城分为新老城区。老城区临沈家包、王家岩；新城区临景家山。
　　北川人对地震并不陌生。据史料记载，公元1169年至1987年八百余年间，县境及邻近发生3-6级地震24次。而1988年至1997年十年间，发生2.0-4.1级地震54次。
　　5·12地震发生开始的瞬间，多数北川人并未当回事，他们根据经验，以为“摇几下”就完事了。
　　没有人料到，这是一次烈度达11度的地震，由其引发的山体滑坡和岩石崩塌，使北川县城成为一座死城。几十年来县城将被“包饺子”的传言，终于在5月12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成为现实。
　　1952年9月，因图“交通方便”，北川县城迁至山高坡陡的曲山。半个世纪以来，因担心山体滑坡引发“包饺子”悲剧，当地政府曾数度酝酿搬迁。然而种种特有背景之下，最终未能成行。大地震后，北川县城异地重建已成定局，然而选址何处至今仍未有定论。

　　1952：为什么在曲山

　　从老县城治城迁到如今的曲山，当时迁城的一个直接原因，其实是为了方便到专区开会。“那时候的会多。”
　　5·12地震中，老县城治城虽然有房屋倒塌，但由于地形开阔，仅死亡几十人。
　　遭受灭顶之灾的曲山镇，成为北川县城其实充满偶然。据北川县志记载，自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始，北川县城所在地一直是治城（后更名为禹里），长达1300余年。一直到1952年，北川县城才迁往曲山。此前，曲山从未有设县级治所的记载。
　　当年迁城的原因颇有争议。流行的说法是：解放之初，由于匪患，原县城治城交通不便，为方便外部支援，遂将县城迁至曲山。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多方考证，发现这一说法稍显牵强。
　　据北川县志，解放后县内匪患均发生于1950年，此后再无记载。而北川迁城却是1952年9月。北川何以在匪患肃清后迁城？这成为“匪患说”的一大硬伤。

　　决定北川县城迁址的，可能另有原因。

　　解放初，北川隶属川北行署剑阁专区，为全区最为边远的一个县。迁城以前，由于车马不通，北川干部到专区开会，皆需步行二十余公里从曲山出关。
　　1950年1月，南下干部刘仲成率8人组成工作组，接管北川县城。刘先任县长，后于1952年9月任县委书记。多位北川老干部称，1952年的北川迁城，刘起到决定性作用。
　　年过八旬的北川县原政协主席佘良1952年学校毕业后，分到北川县政府建设科工作。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当年的迁城非常突然，他7月从治城外出开会，走时尚不知迁城一事，待走到曲山，被告知县城要搬至曲山，遂被留下参与筹备工作。
　　佘良说，那时的曲山仅有一百余户人家，后来的北川县城老城区所在地，那时还是一片乱坟堆。
　　1954年，北川解放后第二任县委书记田承绩接任刘仲成主政北川。田承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后来曾与刘谈到迁城问题，对方承认主是为了交通方便。
　　不过，在田承绩看来，所谓的“交通方便”，主要是对县级干部而言。当时迁城的一个直接原因，其实是为了方便到专区开会。“那时候的会多。”
　　由于曲山山高坡陡，地势险峻，包括县长母广轼在内的几位当地干部对迁城曾有不同意见，但并未起到作用。“当时的情况是南下干部说了算。”田承绩说。
　　田承绩今年已84岁高龄，是经历当年迁城事宜为数不多的健在知情者之一。对于当年的县城迁址，他直言是“错误”和“教训”。

　　1959：夭折的回迁

　　1958年地震之后，北川决心将县城搬回治城。并于次年开始动工修建县委、县人委办公楼。然而，力主回迁的县委书记随后调离，北川回迁随之夭折。
　　第二任县委书记田承绩到北川赴任之后，即对县城地形感觉“反常”。县城两侧高山险峻，坡度均在70度以上，人处山脚之下，深感山势逼人。城郊茅坝一带，有一片乱石，有的如房间大小，当地人命名为“乱石窖”。据记载是康熙年间景家山上岩石垮塌形成。多位北川受访者认为，此形成亦与地震有关。只是当年此处人烟稀少，史上未曾记载。
　　田承绩在北川工作十年间，常感县城迟早要出大事。而据他回忆，县城将被“包饺子”的说法，在那时即已有所闻。
　　除了地势险峻，田亦发现，曲山处在全县偏南位置。县境边远村民到县城办事，需翻山四五百华里，苦不堪言。此外，迁城之后，虽然通往关外便利，但关内交通反而不便，边远乡镇的干部到县城开会更为困难，为此颇有怨言。事实上，田赴任很长时间以后，县里开会仍选在治城。
　　以上种种，使田承绩一到北川，便有意将县城回迁。县上多数干部也对此支持。不过田知道，迁城非儿戏，1952年刚刚搬迁，再要求回迁显然并不现实。于是打算分步走，先在旧城修建办公用房，待造成既定事实之后，再报上级批准。
　　1958年2月8日，北川发生6.2级地震，县委楼房两头震垮。县城石岩亦有崩塌。此变故发生之后，更加大田承绩回迁县城决心。据北川县志记载，1959年，北川县成立6人组成的“城建委”，调集建筑施工人员200人，于11月在老县城治城动工修建县委、县人委办公楼一幢，修建中学教学用房三幢，1961年完工。共花费1万元，均为北川自筹。
　　在田承绩看来，如果县城迁回治城，那么5·12地震将不会给北川造成多大伤亡，更不会出现“包饺子”惨景。事实上，5·12地震中，老县城治城虽然有房屋倒塌，但由于地形开阔，仅死亡几十人。
　　然而，这次已经实施的县城回迁行动最终流产。“大跃进”和随着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北川无心亦无力回迁县城。1964年田承绩调走，此事很长一段时间便不再提。
　　已经建起的县委办公楼后来成为治城乡政府所在地，先后经地震、水淹，至今尚存。至于建好的教学用房，原本为北川中学所用，因回迁流产，被逐年拆除。

　　1987：选址中的“私心”

　　北川此次酝酿迁城，被认为体现出“高度民主”。县委为此专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乡镇和部门均有人参加。结果绝多大数意见赞成搬迁。但是，新县城选址何处却引发干部派争。
　　1958年之后到汶川大地震之前，北川再未发生6级以上地震。不过，危险并未离开北川县城。据北川县志记载，1970年代，县城西面的王家岩山体上发现裂缝。据目击者描述，裂缝长达数百米，最宽处一米有余。有关部门还曾拨款治理。而景家山亦发现有松动岩石。对县城构成威胁。1978年，王家岩崩垮，一块约一立方米的岩石翻滚至城关小学旧宿舍。
　　和新中国一起历经沧桑的北川，于1980年代又迎来一次县城搬迁契机。其主导者是北川原县委书记马敬洪。和田承绩一样，马敬洪于1984年刚到北川任职时，亦觉县城地形怪异。当时站在险峻山下，深感害怕。而上级领导到北川视察工作时,也往往不愿久留。
　　北川外派干部的一大特点，是多不带家属前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北川条件艰苦，另一原因则是因县城地势凶险，作以防万一计。
　　促使马敬洪决定搬迁县城的，还有其他原因。那时县城茅坝新区尚未开发，城区面积仅有0.35平方公里。随着经济发展，县城人口已由当年的不足千人发展到万人，曲山已无发展空间。此外，由于县城“环境恶劣”，北川干部人心浮动。1985年，北川中学校长带领教师 6人离校出走，在全省轰动一时。


　　北川县城搬迁，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原北川地震办主任马明理记忆中，1987年的某一日，县委书记马敬洪忽然造访，两人聊及坊间盛传的北川“包饺子”传言。马明理从地震和地质角度，称此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最好的办法就是迁县城。马敬洪遂让他写个报告。
　　马明理记得，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地震局地震地质考察队就曾到北川考察，证实北川大断层从县城穿过，地震可能发生。且以北川地形之险峻，大地震一旦发生，“包饺子”成为必然。此后，也有多位地震专家跟马明理谈过此观点。
　　事后不久，马敬洪再次找到马明理，责其“光说不动”。马明理遂连夜起草一报告，从地震灾害角度建议县城搬迁。
　　据原北川县人大副主任席元厚回忆，当年计划迁县城的一个背景是：1987年9月，四川巫溪县发生岩崩，近百人死亡。四川省追究了涉及官员的责任，并专门发文件，要求各地方政府戒除官僚主义，排查安全隐患，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北川原副县长王光甫参与了此次县城迁址的运作。据他介绍，在县委书记马敬洪力推下，北川开始酝酿迁县城，并向绵阳市打了报告。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当时提出搬迁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县城发展，留住人才。地震虽被作为理由提出，但即使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真的会发生。
　　与1952年那次主要领导“说了算”不同，北川此次酝酿迁城，被认为体现出“高度民主”。县委为此专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乡镇和部门均有人参加。结果绝多大数意见赞成搬迁。
　　但围绕新县城选址问题，北川形成对立两派。其中关内干部主张将县城迁回治城，主要理由是位置适中，方便全县各地百姓进城办事。关外干部则坚持将新址定在关外的擂鼓镇，理由是靠近中心城市绵阳，利于发展。为了反驳治城派的“中心论”，擂鼓派以莫斯科等城市作例，证明一县之城如一国一都，未必非得处在辖区中心。王光甫本人是擂鼓人，亦是擂鼓派的代表人物，由于其在搬迁事宜中地位特殊，治城派有人写信到绵阳市告状，认为其在迁址问题上怀有私心。
　　据原政协主席佘良介绍，当时还有第三种意见：将北川拆分，南面划归安县，北面划归松潘，东归江油，西归茂县。此方案被认为经济实用，因为北川既不存在，县城也不需再设，自然不用搬迁。结果乡级干部中，被划归安县、江油等发达县市的乡镇对此支持，划归茂县、松潘等相对落后者则坚决反对。县级干部由于担心拆分后“靠边”，则大都反对，老干部因为在县城已经买房也反对，结果此派未形成气候。
　　最后，擂鼓派占了上风，擂鼓作为新县址所在地被写在了报告中。
　　在北川原地震办主任马明理看来，北川断裂带其实也经过擂鼓，这里也不是安全之地。大地震中，擂鼓同样是受灾极严重之地，但所幸未“包饺子”。
　　5·12地震之后，北川坊间曾有传言，称当年一批老干部因反对县城搬迁，集体联合告状，最终导致迁址流产。
　　但南方周末多方求证，发现“老干部反对说”不能成立。受访者均认为，当时的争论议题主要是新县城选址何处，反对迁城者其实少之又少。“（对于迁县城）北川的干部已经尽力了。”王光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年参与争论的北川干部现均认为，当年无论采取哪种方案搬迁，北川均不致遭受今天这般惨重损失。

　　1988：“北川不会发生毁灭性灾害”

　　又一任力主搬迁的县委书记调离，历届继任者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发展经济和争取羌族自治县上。
　　《北川县灾害地质考察报告》认为“……因地震发生大规模的山体滑移的可能性不存在”、“……不会发生因山体失稳而毁灭北川县城的灾害”，给北川县城是否迁移下了定论。
　　因选址问题引发的这场争论，最后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县城迁址流产。
　　在马敬洪看来，迁城搁浅的原因或许有两个，一是资金问题，当时搬迁的初步预算是1.2亿，这个数目“有点高”；二是选址问题。
　　提及往事，马显得颇有顾虑，称“太复杂”而不愿多言。
　　当年参与此事的北川当地干部对搬迁流产的普遍解释是：北川迁城的报告上交之后，省政府对搬迁经费的意见是省里出一半，绵阳市里出一半。绵阳市里由于拿不出钱，搬迁遂告失败。报告也最终未能交至国务院。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此事还有一段插曲。
　　北川要求迁县城的报告上交绵阳市后，1988年4月，绵阳市地质学会专家对北川县城曲山地区山地灾害进行了为期五天的科学考察。马明理作为北川代表参加了这次考察。他的任务是为专家带路。马还记得，当时曾对专家组负责人半开玩笑地说，北川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中了。
　　考察之后，与北川县有关领导进行了座谈，原人大副主任席元厚、原副县长王光甫均曾参加，二人均称，当时专家的意见非常一致，认为曲山地质灾害严重，应该尽早搬迁。
　　不过，专家组就此次考察编写的《北川县灾害地质考察报告》，结论却与之相反，南方周末记者从这份报告原件中上看到，专家组尽管承认“北川县城关历史上曾发生多起重大山地灾害”，“近年来危石崩塌、泥石流等灾害时有发生”，但考察结论却认为“……因地震发生大规模的山体滑移的可能性不存在”、“……县城周围山体不存破坏山体整体稳定性的水文地质……不会发生因山体失稳而毁灭北川县城的灾害”。
　　为考察队带路的马明理事后看到了这份报告，阅后颇感心安，以为民间传言实不足信。而大地震后回顾此事，马明理大叹北川“吃了专家的亏”。
　　当时担任北川重要领导职务的马敬洪、王光甫、佘良等均对南方周末记者声称，他们并没有看到过这份报告。
　　10年之后出版的《北川年鉴》对地质学会到北川考察一事作出如下记载：……报告从曲山东西两侧山体的构造、现状、水文、工程等方面进行了科学分析，得出了“局部性灾害存在，毁灭性灾害不可能发生，局部灾害可以预防和治理”的科学结论，给北川县城是否迁移下了定论。
　　1988年8月，马敬洪调离北川，北川此后一直到地震之前，迁城一事再无人过问。历届继任者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发展经济和争取羌族自治县上。

　　1995：最后的机会

　　5·12地震中，茅坝新区虽然亦损失惨重，但由于景家山岩崩面积较小，只掩埋茅坝中学一个单位，加上街道较宽，便于逃生，人员伤亡比老城区要轻。不过，也正是由于新区的开发，意味着北川已无另迁新址的可能。
　　《北川县灾害地质考察报告》中，除了认为北川县城“不会发生因山体失稳而毁灭北川县城的灾后”外，还认为茅坝新区可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区。
　　1991年，由于城区用地紧张，在时任县长梁安礼的力推下，北川县政府决定开发茅坝新区。坊间流传，当时新区一片荒凉，各单位都不愿搬过去，县长梁安礼曾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不搬，我们政府先搬，别等哪天包了饺子你们后悔。1995年，北川县政府迁至新区。新区面积与老区相当，亦为0.35平方公里。
　　早在1980年代，在时任教育局长的李德怀任期内，包括茅坝中学（北川中学新校区）等在内的三所学校即作为先行军在新区修建。茅坝中学即建在景家山“乱石窖”上。5·12地震时，崩塌的巨石将学校整体掩埋。
　　李德怀如今承认，从安全角度，茅坝中学的选址确有问题，但因为是前人选定，加上县城地皮紧缺，他未另选他地。如今，他后悔没有拒绝盖这所遭受灭顶之灾的学校。
　　不过，在5·12地震中，茅坝新区虽然亦损失惨重，但由于景家山岩崩面积较小，只掩埋茅坝中学一个单位，加上街道较宽，便于逃生，人员伤亡远比老城区要轻。不过，某种意义上，新区的开发，也意味着北川已无另迁新址的可能。
　　近十几年来，因为已经面临无地可用的窘境，北川开始往山上“发展”。老城区如民政局、幼儿园等单位，都盖在了山脚下。多位县城居民证实,就在地震发生之前，垮塌处的沈家包山脚下正在修建“安居工程”，山体因此被挖进了十余米。地震时，施工人员和未盖起的建筑一起被泥石掩埋，如今已了无痕迹。
　　1992年，北川地震办邀请四川省地震局专家到北川考察，确认北川大断层确实从县城经过。并据此写出《北川县城地震危险性分析》。据马明理回忆，当时专家考察后认为，北川原县委大楼和县人民医院、邮电局等诸多重要单位，就处在这条危险的断层上。在5·12地震中，北川大断层所经过的广电局、县委、医院等重要单位，在强大的地震波冲击下，全部垮塌。北川由此彻底失去了自救能力。学界关于断层处不能建房的论点，得到一次极其残酷的印证。
　　任地震办主任期间，马明理曾按防震减灾要求，让各单位把大楼盖到四层以下、避开断层带、按地震烈度区划图要求设防等，为此没少跟城建局长吵架，成为历任地震办主任中最不受欢迎的一个。他关于防震的一些言论，被视为影响县城发展的“杂音”。然而，“楼该怎么盖还是怎么盖”。
　　2000年以后，北川为发展经济，正准备实施“曲山-擂鼓一体化”方案，计划将县内工业和有关机构迁至擂鼓，并修筑了一条大道。若实施，县城密集人口将渐被分散。不过，地震没有给北川更多时间。

　　2008：新址未确定

　　“行政区划调整非儿戏，就像一把椅子坏了，你不能把另一把拆掉来修复它。”
　　5·12大地震发生已4月有余，灾后重建正如火如荼展开。然而，需异地重建的北川新县城，选址何处至今仍未有定论。北川县城陨没之后，南邻安县的安昌镇，成为北川的临时县城。安昌原是安县的老县城，2002年，经绵阳市上报，国务院批准，安县成功将县城迁至靠近绵阳市区的花荄镇。这次搬迁至今仍然充满争议，有对迁城不满的安县老干部戏言：安县这次迁城的最大成果，就是为北川空出一个县城。
　　不过安昌成为北川县城，目前仅仅是安昌人的一个愿望。震后，围绕北川新县城选址，曾出现多个方案，一说为北川南部的擂鼓镇，一说为安县邻近北川的永安镇，一说为安昌镇，呼声较高的一种说法，则是安昌东南黄土乡的板凳桥村。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以上方案均系备选，北川县城选址至今仍无定论。而选址问题的棘手与复杂，也远超出外界估计。
　　地震之后，由于山河改观，北川已经难以找到一块适合建县城的平地。在各个备选方案中，只有擂鼓方案系在北川境内，其它均在安县。由于擂鼓镇被认为水源不足，且和曲山一样处在地震断裂带上，北川许多干部对此方案强烈反对。北川县委组织部部长王理效更是对南方周末直言：新县城若选擂鼓，得分将为零。
　　然而若将北川县城选在安县，重新调整安县与北川的行政区划则成为必然。这意味着安县将继1952年把擂鼓镇划归北川之后，再度“割地”予北川。
　　绵阳市不少老干部对北川在安县境内建县城提出质疑。“行政区划调整非儿戏，就像一把椅子坏了，你不能把另一把拆掉来修复它。”曾在北川工作过的一位绵阳市退休官员说。
　　5·12地震之后，由于形成了唐家山堰塞湖，原道路被阻断，从安昌到禹里乡，原本几十公里的路，现在需绕行六百余公里。北川关内边远百姓到临时县城办事，耗时之久，成本之高，相当于从成都乘火车去一趟北京。正因为如此，坊间亦传有“北川老百姓将被县政府抛弃”的说法。
　　此外，将北川县拆分曾被视为解决迁址难题的办法之一。然而，考虑到北川为全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的特殊地位，加上“重建一个新北川”的指导方针，这一想法目前已被认为断无可能。
　　最终方案仍无头绪，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北川作为一座城市已经死去，关于它究竟应该在哪的争吵和纠葛，持续了已经五十年，而至今仍未停歇。
　　老书记马敬洪是四川射洪县人，在北川并无亲属。在得知北川县城真的被“包饺子”之后，已经离开北川二十年的马敬洪号啕大哭。这位原本最有可能使北川迁城成功的老人说，他这一生总共哭过三次，前两次均为亲人离世，这次却是为他工作仅四年的北川。
　　（注：9月24日，北川突降暴雨，县城遗址被泥石流冲毁，继5·12大地震后再度改观。）
　　（感谢北川县政协研究室主任彭盛才的帮助）

北川土著

死者亲弟弟董卓锴：
   “董玉飞是北川基层干部缩影”
      
         勒克儿8日所发博文《“北川官员自杀身亡”独家调查》，透露了董玉飞留给弟弟董卓锴的遗书内容。9日，勒克儿的同事吴楚瞳、方炜循着博文轨迹赶赴绵阳市、安县安昌镇两地，再度寻访董玉飞自杀事件幕后。

              9日晚，身在绵阳的董卓锴接到记者电话后，表示家里所有亲属都已商定，不接受任何人采访。但寥寥数语通话中，董卓锴两次表达出同一个意思：北川和董玉飞想法相同的干部不是一个两个，“董玉飞其实就是北川基层干部的一个缩影。”
        董卓锴证实：遗书的确是写给他的。勒克儿《“北川官员自杀身亡”独家调查》中透露的遗书内容基本属实，只是“你和嫂子不要过问自杀一事”一句，遗书中没有出现。
        如今，遗书留在了公安机关。
        董卓锴说，自己父母的情绪非常激动，家里亲属也不想因此事受到打扰：“没有任何人不让我们接受采访，是家人自己商量好的。我们的想法，可能现在也不便于表达。”

      此前坊间一直盛传，董玉飞采取了利刃抹喉这般决绝方式自尽。
      设在安昌镇的北川重建党工委办公室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但当时去了董玉飞身亡现场的官员悄悄地告诉记者：“他不是利刃抹喉，是上吊死的。”记者再想得到进一步消息，他转身摇头而去，缄口不提，甚至对董玉飞真正身亡的地点也不肯透露：“那里的房东已经不胜其烦了，而且，我们现在没人会过多地说这件事。”

       董卓锴的声音在电话里听来有些沙哑，谈到哥哥的自杀，他说，北川有更多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哥哥只不过是走在了前面……”
      这个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儿的白什乡乡长认为，如果北川基层干部继续目前状况，还会有同样事情发生：“北川很多干部都有他这样的悲伤，但工作也还是一如既往撑起……”

       自4日开始，勒克儿就一直从官方到民间，寻访最接近董玉飞的知情者。对董玉飞自杀事件本身，所接触的官方人士，大都有一种惊人相似表达：请原谅，我们还要继续在这个“道上混”……
       官方人士对董玉飞自杀事件的极度敏感，也许与8日北川召开的“北川全体机关干部大会”有关。因为，信息闭塞、从很远乡镇一路颠簸与会的所有乡镇“一把手”们，没有在会上听到关于董玉飞事件的一个字。

       但探寻灾后基层干部心理危机，他们言语突然跳跃。归结起来，最核心的是三个：
      ——北川新县城选址迟迟未定，导致北川民众对未来生活缺乏想象基础。换句话说，也就是看不到未来生活希望。这是导致心理压力大的原因之一。
       ——基层干部生活捉禁见肘。在北川，一个机关干部，月收入仅一千多块钱，但目前必须在安县安昌镇和绵阳同时租房住，因为上班地方在安昌，在余震活跃期未过情况下，安昌镇并不是十分安全，因而孩子只能选择在绵阳就读。两地租房，费用几乎占去工资的四分之三，而他们用于直接生活的开支甚至不到三百元。这还不算绵阳－安昌的经常往返交通费。
      ——对于25岁到40岁的一般干部来说，现状尤其窘迫。年龄大点的领导，地震前多半会在绵阳买房，能把孩子送到绵阳读书，所以即便北川家财被毁，也不至于家破人亡。但是，25岁到40岁的一般干部，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地震前没有能力去绵阳买房，多半是刚刚在北川置业，一地震，房子没了。孩子还小，也多半在北川读书，一地震，孩子也没了……现在想再生育，年龄也三十多，未来前途未卜，养育孩子的负担清晰可见。所以，多半不会再生育。
       但就这么过，睹物思人，难过！

       勒克儿一个北川机关干部网友，就曾在自己QQ空间的“心情”栏这样写道：“随便哪门算，每个月800块钱工资都不够我和老婆子吃饭，吃伙食团。朗格整？！”
       灾区基层干部的窘迫，可见一斑。

             9日下午6时许，安昌飘起了细雨。设在“北川重建党工委”租用的一栋旧楼里，北川县委农办占据了一角。在县委农办，任科伟和曾国和还在办公室加班。
      这间放着四张办公桌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属于董玉飞，曾国和坐在董玉飞对面。曾国和记得，9月24日或者25日，他还发过短信给在绵阳住院的董玉飞，说想去看看他，但董玉飞回短信说“身体无大碍，不用来看我了。”
       任科伟是地震后调来北川县委农办的。曾国和虽在农办工作一年多，但因董玉飞震后才调到农办当主任，所以直接相处时间也不长。但，认识董玉飞多年的曾国和，和认识董玉飞不到半年的任科伟，对董玉飞有个共同评价：这是个幽默的人，工作负责，关心同事。
       此话他们有理有据。
       董玉飞走了，他的办公桌却没有变化：没有电脑、没有茶杯，只有电话和文件夹。
       这间办公室的其他桌子上都有电脑和茶杯，为何董玉飞与众不同？
        任科伟说，很多时候，董玉飞将笔记本电脑装在包里，将水杯装进包里，直接就下了乡：“带上重要资料，经常就在一线跑。”

        “5·12”汶川地震中，北川很多干部群众失去了亲人，北川很多政府部门硬件、软件都无法跟上。工作压力，无处不存在。很多人说，董玉飞地震前是个爱笑、爱开玩笑的人；地震之后，却变了一个人。但曾国和却说，地震后的董玉飞，仍然挺爱开玩笑。到现在，他还记得某一天，看大家工作那么紧张，董玉飞给大家讲的一个故事：
        张伍华（大家都认识的人，此处系化名）晚上喝醉了，回到自己家门口，使劲敲门：“张伍华，开门！张伍华，开门！”叫了许久没动静，张伍华返身下楼，边走边说：“张伍华出去了，他不在家，没人开门……”
       曾国和一再强调，这是在地震后工作中董玉飞亲口讲的，他没有像传言中说的那样变得沉默寡言：“但是，晚上他一般多早就钻回屋里睡了。”
       任科伟或者曾国和，都没有看出董玉飞有任何想不开的征兆。他们说，县委农办也没有其他人感觉到董玉飞有寻短念头。
       任科伟叹着气说，董玉飞在绵阳住院期间，无论是同事私下与他联络，还是以单位的名义与其联络，说要去看望他，都遭到董玉飞阻止拒绝。
          10月5日董玉飞的丧礼上，县农办有没有拍照呢？任科伟的声音突然就提高了：“县农办绝对没有人拍照，没有一个人拍照。”
     传言丧礼挽联上，写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样充满褒扬之义的语句，任科伟对此问题绝口不谈，称要经过宣传部门同意方可接受采访。

      绵阳市任农业局局长陈明世，2005年前在北川任县长。地震发生时，他12日曾往返北川和绵阳“报信”，报信完毕，连续5天一直在废墟中救人。（详见勒克儿7月24日发表的博文《北川”报信门“之二:绵阳官员陈明世现场查看报信》本文链接：http://user.qzone.qq.com/6956208/blog/12169126）

       虽然绵阳市农业局并非北川县委农办的直接上级对口单位，但两个单位工作有交叉。
       北川人陈明世认识董玉飞10余年。在他最初听说董玉飞自杀消息时，他根本不相信这是董玉飞能做的事情：“他的能力、人品、长相，都是一流的，他是个汉子，也是个好干部，怎么可能这样做？”陈明世的语气里充满了恨铁不成钢意味：“他是懦夫，他不该死！”
      地震、泥石流，灾难给北川带来的创伤，不知何时才能平复。重灾区的农业灾后重建，陈明世用“难度非常大”来描述，他所说的四大难点之中，第一个就提到农业系统人员办公地点、生活地点的重建：“目前没有任何物质手段支持，只有人。靠一张嘴，一条腿。”
       就算是人，也是不齐的。很多干部的家，在灾难发生后也残缺不全：“家的修复根本没办法完成。”农业服务体系严重破坏、良种繁育艰难、耕地修复至少需要5至10年……说完这一切，陈明世一声叹息：“说人定胜天，胜不了的……”
      难道连陈明世也失去了信心？陈明世否认：“这不是只靠信心就能解决的，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规划才行。”
      陈明世的话，是否印证了董玉飞在遗书中所言一工作压力太大？熟悉董玉飞的陈明世说，并非如此。

       陈明世语出惊人：董玉飞自杀，跟工作压力关系不大。
     “他是失去了儿子，这么长时间积淀在心里的痛苦让他受不了……”陈明世的推断说，董玉飞12岁的儿子董壮1.78米，长得帅气逼人：“马上就要上初中了，成绩好也很听话，董玉飞非常喜欢他。”
       陈明世说，当一个人，失去了他最喜欢的东西，会非常难过：“这不像一个手机、一部电脑，这是他们两口子生的儿子……”
      有人说，董玉飞因为患前列腺炎而对未来失去信心选择走上绝路。陈明世并不认同这一说法：“这是一个可以治的病，也是男性常见病。他今年8月才过了40岁生日，他们还有机会生孩子，怎么会选这条路？”
       陈明世眼里，董玉飞只是“中等受灾”者：“他只是失去了儿子，很多家庭，到最后只有一个人了。”
      陈明世说，就在董玉飞自杀前一天，还有人看到他有街上买菜：“听说他没有办完出院手续就回来了，碰到他的人还跟他聊天，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长期以来，董玉飞将一切都沉淀在肚子里，没有人能看出来……”董玉飞最终选的这条路，让陈明世喟然长叹。

       地震之中，陈明世也失去了几个亲人。9·24特大洪灾，陈明世住在擂鼓镇石岩村的哥哥家里，水漫到腰部以上。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陈明世，给人一种很向上的感觉。他认为董玉飞的自杀，在于他个人对心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太弱所至。但他也强调说，在重灾区北川，这样的干部不在少数。这个北川人，一直关心着北川，也关心着北川的干部，他很郑重地讲述了自己的经验，希望能对仍在阴影中无以自拔的人们有些帮助：“自我修复，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地震是天灾，是不可抗拒的，这一点，陈明世称为正确认识：“这不是人祸，怪谁也怪不了，必须面对。”伤痛，在地震发生后有许多人心里蔓延，陈明世建议，当感到绝望的时候，静下心来跟人比：“尽量与那些遭遇最差最坏的人比，你要知道，还有比你更不幸的人。”他说，如果董玉飞自杀时能想到这一点，可能就不会发生悲剧。很多重灾区近期执行了强制休假制度，但陈明世说，即使是休息，休养，也是有学问的，不能让遭受重大创伤者一个人在家里呆着，应该有组织地安排大家一起休息，大家一起聊天：“如果让一个人呆在家头死想，一定会想出问题来的。”
       董玉飞自杀前约10天，开始住进绵阳的医院治病，陈明世叹了口气：“如果他不是一个人休假住院，可能也不会自杀……”

北川土著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羌山儿女

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可惜很多事情都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人大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权衡事情轻重的！

DXARC

北川新县城选址到底定在哪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