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爸许

　　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云飞的自杀让北川上下深感不幸和惋惜，北川人虽然寻找到了临时住所，但是心灵的回归才刚刚开始。
　　“农办主任的不幸去世，目前县里正在按照程序进行，还要等待最后的定论。”北川县长经大忠称，地震对干部的打击很大，这不仅是表现在董云飞身上，县里很多干部都是如此，遇到过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在大地震5个月后，北川机关干部职工似乎突然间意识到自己也是“精神病人”，作为北川重建的中流砥柱，他们的心灵治疗显得更为困难。本报记者 罗道海

　　1、生前，董云飞有倾诉对象吗？

　　“悲痛得不到倾诉，就会如董云飞一样轻生，但愿他是北川最后一位选择自杀的官员。”
　　地震也击不倒的农办主任，为何在地震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北川羌族自治县公安局政委李敏说，董云飞去世的当天公安部门就介入了调查，确定自杀身亡，且死后留下一封遗书，目前正在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封存。县纪委书记文刚称，董云飞去世前，纪委未调查过他。
　　董云飞的亲弟弟，白什乡乡长董卓锴说，他和嫂子目前正在家里安慰两位老人，对于哥哥的死，家人无比悲痛。他说，哥哥去世后，他亲眼见过那封遗书，主要表述了哥哥生前的繁重工作和失去爱子后的悲痛。
　　身为一县之长，经大忠的数位家人也在地震中遇难。他说，地震后心理都会出现问题，心灵疏导工作尤为重要，可以找单位领导干部谈心，“但是，我们的主要领导干部呢，他们又能找谁去倾诉？”
　　说到目前的处境，农业局办公室一位干部称，“有个落脚之处就算暂时稳定了，太多的事等着我们去忙。”就怕闲下来，一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想起那些遇难的亲友，想起从前的美好生活。
　　县长无奈地说：“悲痛得不到倾诉，就会如董云飞一样轻生，但愿他是北川最后一位选择自杀的官员。”
　　县政府一个办公室的3名工作人员，每隔几天都会遇到短暂的心灵空虚。“我们是不是病了，那我们是精神病人吗？”他们说，这种空虚时常让他们想起那些悲痛的一幕。“大家都是一样，就算在一起吃饭，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只要一提到‘过去’，我的眼泪就会流出来。安慰的话和道理谁不懂啊，可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事实上，大地震对干部职工来说，心灵的折磨和伤害才刚刚开始。

　　2、安昌镇，北川干部的现实生活

　　住房很复杂，目前北川的干部职工分为三种。
　　当安县安昌镇四处挂满了“北川”字样后，安昌事实上已经成了北川。
　　管理干部的县委组织部办公地点在安昌镇的北川公园里，多数人的吃喝拉撒睡就在几间简陋的租房中。两层的架子床一旁就是办公桌，堆积如山的文件随手可拿，即便相隔几间房，只要叫一声，大家都能应答。
　　与组织部不一样，县农业局深处一处巷子里，不打听是找不到的。同是双职工的董云飞两口子，就“一无所有”地住在简陋的宿舍里，他们只是北川干部职工群体中的一员，面对数年的重建，艰苦的生活其实才刚刚开始。
　　“再破的两房一厅，也不能少于300块钱，这是底线。”一位房东介绍道，平时这样的房子送给人住，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可现在不一样了，安昌聚集了北川上千名干部和家属……”
　　住房很复杂，目前北川的干部职工分为三种。一种是住单身宿舍的，每天在公共食堂就餐，吃住和学生生活没有两样，简单而单调，想打牙祭就到门口的餐馆；另一种是租房一族，两口子花数千元在安昌镇租一套便宜的房子，过上小日子，踏实而满足，但是花费不少；最难过的是有孩子的家庭，如果孩子还在绵阳上学，那么就必须在绵阳也租一套房子，方便照顾，而安昌镇也要租套房子过日子。
　　这些，仅仅是维持以前就有的、最基本的生活。农业局的小张现在最担心的是过冬怎么办，因为冬衣早被埋在了老县城的家里，地震能逃出来就是万幸。“我们两口子随便买两身冬衣也少不了1000多元”，这对还穿着一身救济秋装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北川土著

死者亲弟弟董卓锴：“董玉飞是北川基层干部缩影”

　　勒克儿8日所发博文《“北川官员自杀身亡”独家调查》，透露了董玉飞留给弟弟董卓锴的遗书内容。9日，勒克儿的同事吴楚瞳、方炜循着博文轨迹赶赴绵阳市、安县安昌镇两地，再度寻访董玉飞自杀事件幕后。
　　9日晚，身在绵阳的董卓锴接到记者电话后，表示家里所有亲属都已商定，不接受任何人采访。但寥寥数语通话中，董卓锴两次表达出同一个意思：北川和董玉飞想法相同的干部不是一个两个，“董玉飞其实就是北川基层干部的一个缩影。”
　　董卓锴证实：遗书的确是写给他的。勒克儿《“北川官员自杀身亡”独家调查》中透露的遗书内容基本属实，只是“你和嫂子不要过问自杀一事”一句，遗书中没有出现。
　　如今，遗书留在了公安机关。
　　董卓锴说，自己父母的情绪非常激动，家里亲属也不想因此事受到打扰：“没有任何人不让我们接受采访，是家人自己商量好的。我们的想法，可能现在也不便于表达。”
　　此前坊间一直盛传，董玉飞采取了利刃抹喉这般决绝方式自尽。
　　设在安昌镇的北川重建党工委办公室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但当时去了董玉飞身亡现场的官员悄悄地告诉记者：“他不是利刃抹喉，是上吊死的。”记者再想得到进一步消息，他转身摇头而去，缄口不提，甚至对董玉飞真正身亡的地点也不肯透露：“那里的房东已经不胜其烦了，而且，我们现在没人会过多地说这件事。”
　　董卓锴的声音在电话里听来有些沙哑，谈到哥哥的自杀，他说，北川有更多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哥哥只不过是走在了前面……”
　　这个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儿的白什乡乡长认为，如果北川基层干部继续目前状况，还会有同样事情发生：“北川很多干部都有他这样的悲伤，但工作也还是一如既往撑起……”
　　自4日开始，勒克儿就一直从官方到民间，寻访最接近董玉飞的知情者。对董玉飞自杀事件本身，所接触的官方人士，大都有一种惊人相似表达：请原谅，我们还要继续在这个“道上混”……
　　官方人士对董玉飞自杀事件的极度敏感，也许与8日北川召开的“北川全体机关干部大会”有关。因为，信息闭塞、从很远乡镇一路颠簸与会的所有乡镇“一把手”们，没有在会上听到关于董玉飞事件的一个字。
　　但探寻灾后基层干部心理危机，他们言语突然跳跃。归结起来，最核心的是三个：
　　——北川新县城选址迟迟未定，导致北川民众对未来生活缺乏想象基础。换句话说，也就是看不到未来生活希望。这是导致心理　　——基层干部生活捉禁见肘。在北川，一个机关干部，月收入仅一千多块钱，但目前必须在安县安昌镇和绵阳同时租房住，因为上班地方在安昌，在余震活跃期未过情况下，安昌镇并不是十分安全，因而孩子只能选择在绵阳就读。两地租房，费用几乎占去工资的四分之三，而他们用于直接生活的开支甚至不到三百元。这还不算绵阳－安昌的经常往返交通费。
      ——对于25岁到40岁的一般干部来说，现状尤其窘迫。年龄大点的领导，地震前多半会在绵阳买房，能把孩子送到绵阳读书，所以即便北川家财被毁，也不至于家破人亡。但是，25岁到40岁的一般干部，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地震前没有能力去绵阳买房，多半是刚刚在北川置业，一地震，房子没了。孩子还小，也多半在北川读书，一地震，孩子也没了……现在想再生育，年龄也三十多，未来前途未卜，养育孩子的负担清晰可见。所以，多半不会再生育。
　　但就这么过，睹物思人，难过！
　　勒克儿一个北川机关干部网友，就曾在自己QQ空间的“心情”栏这样写道：“随便哪门算，每个月800块钱工资都不够我和老婆子吃饭，吃伙食团。朗格整？！”
　　灾区基层干部的窘迫，可见一斑。
　　9日下午6时许，安昌飘起了细雨。设在“北川重建党工委”租用的一栋旧楼里，北川县委农办占据了一角。在县委农办，任科伟和曾国和还在办公室加班。
　　这间放着四张办公桌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属于董玉飞，曾国和坐在董玉飞对面。曾国和记得，9月24日或者25日，他还发过短信给在绵阳住院的董玉飞，说想去看看他，但董玉飞回短信说“身体无大碍，不用来看我了。”
　　任科伟是地震后调来北川县委农办的。曾国和虽在农办工作一年多，但因董玉飞震后才调到农办当主任，所以直接相处时间也不长。但，认识董玉飞多年的曾国和，和认识董玉飞不到半年的任科伟，对董玉飞有个共同评价：这是个幽默的人，工作负责，关心同事。
　　此话他们有理有据。
　　董玉飞走了，他的办公桌却没有变化：没有电脑、没有茶杯，只有电话和文件夹。
　　这间办公室的其他桌子上都有电脑和茶杯，为何董玉飞与众不同？
　　任科伟说，很多时候，董玉飞将笔记本电脑装在包里，将水杯装进包里，直接就下了乡：“带上重要资料，经常就在一线跑。”
　　“5·12”汶川地震中，北川很多干部群众失去了亲人，北川很多政府部门硬件、软件都无法跟上。工作压力，无处不存在。很多人说，董玉飞地震前是个爱笑、爱开玩笑的人；地震之后，却变了一个人。但曾国和却说，地震后的董玉飞，仍然挺爱开玩笑。到现在，他还记得某一天，看大家工作那么紧张，董玉飞给大家讲的一个故事：
　　张伍华（大家都认识的人，此处系化名）晚上喝醉了，回到自己家门口，使劲敲门：“张伍华，开门！张伍华，开门！”叫了许久没动静，张伍华返身下楼，边走边说：“张伍华出去了，他不在家，没人开门……”
　　曾国和一再强调，这是在地震后工作中董玉飞亲口讲的，他没有像传言中说的那样变得沉默寡言：“但是，晚上他一般多早就钻回屋里睡了。”
　　任科伟或者曾国和，都没有看出董玉飞有任何想不开的征兆。他们说，县委农办也没有其他人感觉到董玉飞有寻短念头。
　　任科伟叹着气说，董玉飞在绵阳住院期间，无论是同事私下与他联络，还是以单位的名义与其联络，说要去看望他，都遭到董玉飞阻止拒绝。
　　10月5日董玉飞的丧礼上，县农办有没有拍照呢？任科伟的声音突然就提高了：“县农办绝对没有人拍照，没有一个人拍照。”
　　传言丧礼挽联上，写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样充满褒扬之义的语句，任科伟对此问题绝口不谈，称要经过宣传部门同意方可接受采访。
　　绵阳市任农业局局长陈明世，2005年前在北川任县长。地震发生时，他12日曾往返北川和绵阳“报信”，报信完毕，连续5天一直在废墟中救人。（详见勒克儿7月24日发表的博文《北川“报信门”之二：绵阳官员陈明世现场查看报信》）
　　虽然绵阳市农业局并非北川县委农办的直接上级对口单位，但两个单位工作有交叉。
　　北川人陈明世认识董玉飞10余年。在他最初听说董玉飞自杀消息时，他根本不相信这是董玉飞能做的事情：“他的能力、人品、长相，都是一流的，他是个汉子，也是个好干部，怎么可能这样做？”陈明世的语气里充满了恨铁不成钢意味：“他是懦夫，他不该死！”
　　地震、泥石流，灾难给北川带来的创伤，不知何时才能平复。重灾区的农业灾后重建，陈明世用“难度非常大”来描述，他所说的四大难点之中，第一个就提到农业系统人员办公地点、生活地点的重建：“目前没有任何物质手段支持，只有人。靠一张嘴，一条腿。”
　　就算是人，也是不齐的。很多干部的家，在灾难发生后也残缺不全：“家的修复根本没办法完成。”农业服务体系严重破坏、良种繁育艰难、耕地修复至少需要5至10年……说完这一切，陈明世一声叹息：“说人定胜天，胜不了的……”
　　难道连陈明世也失去了信心？陈明世否认：“这不是只靠信心就能解决的，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规划才行。”
　　陈明世的话，是否印证了董玉飞在遗书中所言一工作压力太大？熟悉董玉飞的陈明世说，并非如此。
　　陈明世语出惊人：董玉飞自杀，跟工作压力关系不大。
　　“他是失去了儿子，这么长时间积淀在心里的痛苦让他受不了……”陈明世的推断说，董玉飞12岁的儿子董壮1.78米，长得帅气逼人：“马上就要上初中了，成绩好也很听话，董玉飞非常喜欢他。”
　　陈明世说，当一个人，失去了他最喜欢的东西，会非常难过：“这不像一个手机、一部电脑，这是他们两口子生的儿子……”
　　有人说，董玉飞因为患前列腺炎而对未来失去信心选择走上绝路。陈明世并不认同这一说法：“这是一个可以治的病，也是男性常见病。他今年8月才过了40岁生日，他们还有机会生孩子，怎么会选这条路？”
　　陈明世眼里，董玉飞只是“中等受灾”者：“他只是失去了儿子，很多家庭，到最后只有一个人了。”
　　陈明世说，就在董玉飞自杀前一天，还有人看到他有街上买菜：“听说他没有办完出院手续就回来了，碰到他的人还跟他聊天，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长期以来，董玉飞将一切都沉淀在肚子里，没有人能看出来……”董玉飞最终选的这条路，让陈明世喟然长叹。
　　地震之中，陈明世也失去了几个亲人。9·24特大洪灾，陈明世住在擂鼓镇石岩村的哥哥家里，水漫到腰部以上。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陈明世，给人一种很向上的感觉。他认为董玉飞的自杀，在于他个人对心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太弱所至。但他也强调说，在重灾区北川，这样的干部不在少数。这个北川人，一直关心着北川，也关心着北川的干部，他很郑重地讲述了自己的经验，希望能对仍在阴影中无以自拔的人们有些帮助：“自我修复，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地震是天灾，是不可抗拒的，这一点，陈明世称为正确认识：“这不是人祸，怪谁也怪不了，必须面对。”伤痛，在地震发生后有许多人心里蔓延，陈明世建议，当感到绝望的时候，静下心来跟人比：“尽量与那些遭遇最差最坏的人比，你要知道，还有比你更不幸的人。”他说，如果董玉飞自杀时能想到这一点，可能就不会发生悲剧。很多重灾区近期执行了强制休假制度，但陈明世说，即使是休息，休养，也是有学问的，不能让遭受重大创伤者一个人在家里呆着，应该有组织地安排大家一起休息，大家一起聊天：“如果让一个人呆在家头死想，一定会想出问题来的。”
　　董玉飞自杀前约10天，开始住进绵阳的医院治病，陈明世叹了口气：“如果他不是一个人休假住院，可能也不会自杀……”la

蝉西

随便哪门算，每个月800块钱工资都不够我和老婆子吃饭，吃伙食团。朗格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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